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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藝術節:從崇高到無意義
2個月前    界面    浏覽數:643

在愛丁堡藝術節一衆展覽中,布裡奇特·賴利(Bridget Riley)的作品簡直犯規。賴利在蘇格蘭國立美術館(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舉辦了轟動一時的回顧展,短短幾分鐘的駐足就讓我深為震撼。她的繪畫作品在宏偉的白色展館中搖擺、翻滾,在波浪中移動,仿佛将山丘和溝壑從二維表面帶入三維空間。賴利的作品一會讓你體驗偉大,一會讓你感到渺小,愛丁堡藝術節上的其他作品不免相形見绌。

賴利今年已經88歲了,但這次展覽的藝術作品讓人覺得前所未有的年輕。這次展覽是她長久以來藝術成就的彙總——60多年來令人炫目的藝術創作和實驗精神,是她給我們留下的曆久彌堅的藝術理念。賴利的藝術創作并不是随着時間亦步亦趨的,相反,她對喬治·秀拉(Georges Seurat)斑駁的視覺藝術的迷戀,是在迂回中前進的。1960年,賴利畫了《粉紅色的風景》(Pink Landscape),這并不是一幅簡單的鄉村風景畫,而是一場由藍色、粉色和金色的點彩組成的光影秀。1961年,賴利畫了《正方形中的運動》(Movement in Squares),如果你的眼睛才剛剛适應了她的點彩畫,很容易被這幅黑白畫的視覺欺騙,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窄矩形陣列,就像一面虛幻的國際象棋棋盤,把你吸進一個現實世界的空間褶皺。

從這裡開始,你的眼睛就像坐上了過山車——為什麼不呢?就像一場狂歡,讓我們狂野。萊利把20世紀60年代早期黑白經典創作融入了在十年後創作的彩色無石牆,當粉色和綠色在你的腦海中重新組合時,你會看到一個驚人的房間,裡面滿是她的畫作,而這些革命性的視覺效果背後是她的深思熟慮。

這便是藝術湧入你的身心存在。1976年,賴利創作了《漏刻》(Clepsydra),這幅作品是由紅色、綠色和紫色的彎曲波線組成的。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在走下坡路的時候,賴利還在摸索前進,當然,這一方面也是因為她的藝術創作并不依賴毒品。賴利藝術創作的快樂來自于對視覺體驗的探索。這次展覽的矛盾之處在于,當你享受從牆上傳來的純粹的視覺體驗時,你可能永遠不會了解到這位藝術家的嚴格自律。賴利巨大而開放的畫作頗有蒙德裡安(Mondrian)或巴尼特·紐曼(Barnett Newman)的樸素風格,她的作品中的視覺效果都是由抽象線條和簡潔色彩來創造的。在這些自我設定的規則中,她創造了屬于自己的視覺體驗。

走出萊利的夢幻世界,進入2019年其他的藝術展覽,讓人不禁打一個冷顫。在愛丁堡老城區的一條小巷裡,紐約人阿爾弗雷多·賈爾(Alfredo Jaar)豎起了一個霓虹燈招牌,上面隻寫着塞缪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話:“我不能繼續下去,我會繼續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 如果你會對這件藝術品聳肩和沮喪,正是因為你知道他的意思。但這就是藝術所能做的嗎——在這一切的重壓下呻吟?

令人欣慰的是,至少格雷森·佩裡(Grayson Perry)在他的諷刺作品中注入了一些活力。Dovecot工作室正在展示一組色彩鮮豔的挂毯,在這些挂毯中,他講述了朱莉·科普(Julie Cope)的故事。科普是現代英國的一個孩子,她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在上世紀70年代被描繪成一群嬉鬧的布魯蓋爾(Bruegel)式的人,庸俗的臉和頭發,打着領帶,每個人都有同樣狂躁絕望的表情。

佩裡和賴利的作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都用各自的藝術作品裝點了愛丁堡藝術節。然而,在1960年賴利投身于一門崇高抽象藝術的時候,佩裡在開玩笑講故事——正如他對自己的角色柯普所說的——過着“普通”的生活。這就是為什麼你能在電視節目上看到他。但最後就像去看一場不夠有趣的戲劇,你意識到自己隻是在無緣無故地大笑。

如果隻是為了詹姆斯·理查茲(James Richards)的藝術作品,參觀者大可不必攀登愛丁堡舊天文台所在的卡爾頓山(Calton Hill)。把這座北方衛城作為藝術展館是個好主意,但是這裡需要一些更好的藝術品,而理查茲的作品遠遠不夠。他在一個圓形穹頂房間裡裝置的音響裝置,盡管作為高保真音響設備,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卻毫無意義。

其實在塔爾伯特萊斯畫廊(Talbot Rice Gallery),你可以欣賞到更好的聲音藝術。中國香港作曲家、藝術家楊嘉輝(Samson Young)在這裡展示了科隆弗羅拉交響樂團(Flora Symphony Orchestra)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的影片。但你聽到的不是氣勢恢宏的交響樂,而是地毯上的奇怪音響發出的咕哝聲、輕拍聲和呼吸聲。楊嘉輝把音樂部分剪輯掉了,所以我們聽到的是演奏者的身體動作——當他們把嘴唇放在管樂器上或拿起小提琴時,那安靜的嘈雜聲。有趣的是,你仍然可以理解這些演奏。

楊嘉輝的作品比納丹·科利(Nathan Coley)在舊蘇格蘭議會大廳(Parliament Hall)裡裝裱的空洞文本的表達更加殷切。戴維·巴徹勒(David Batchelor)在英格爾比藝術畫廊(Ingleby Gallery)的作品是一個诙諧的遊戲——他雕塑的顔料罐蓋子和上面的内容暗示了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對顔料的需求——但他的諷刺似乎缺少像賴利的作品那樣能在你的腦海中回響的能量。

巴徹勒是一個拼貼藝術家,或許他本可以參加蘇格蘭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的“400年拼貼展”(Cut and Paste: 400 Years of Collage),這是一次有趣的展覽,在藝術史上頗為有意義。你見過巨蟒劇團(Monty Python)的特裡·吉列姆和畢加索在同一個展覽上嗎? 如果你看過的話,那麼巴洛克藝術家皮埃特羅·達·科爾托納(Pietro da Cortona)和傑米·裡德(Jamie Reid)的《别理那些小痞子》(Never Mind the Bollocks)呢?藝術博物館館長說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展覽。這次展覽是一次關于拼貼的瘋狂拼貼,甚至包括查爾斯·狄更斯的“藝術品”。大約在1860年,狄更斯和他的朋友威廉·麥奎迪(William Macready)在一塊折疊屏風上拼貼了剪紙藝術作品。

當1912年的時候,畢加索創作了靜物抽象畫《桌上的瓶和玻璃杯》, 他用一張報紙拼貼,當做瓶子的主體,報紙上的酒水廣告頗有寫實的智慧——從藝術史的角度來說,他和他的同伴立體派藝術家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并非“發明”了拼貼。他們隻是在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做過的事情。難怪現代拼貼作品還是如此頻繁地以維多利亞時代為主題。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為視覺小說創作的原始拼版,以及保爾·艾呂雅(Paul Eluard)描繪的一頭大象在巴黎一家咖啡館裡橫沖直撞的畫面,都與這古老的早期作品非常契合,因為這些超現實主義傑作是基于19世紀的舊出版物創作得來的。彼得·布萊克(Peter Blake)1962年創作的《玩具店》(The Toy Shop)延續了這一傳統,這是一本關于童年記憶的傑作。

剪切和粘貼非常有趣,但我并不喜歡這種藝術理念。這是因為,粘貼紙張可以是藝術。但把每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紙玩具都稱為拼貼畫,就像在杜尚之前,把人們用過的雪鏟都稱為觀念藝術作品(杜尚曾把從商店買來的雪鏟送去展覽,宣稱這把雪鏟是藝術品——譯注)。

不過,懷舊的作品還是很誘人的。從一些老作品中我們也許得以一瞥類似賴利的藝術中閃耀的烏托邦主義。格拉斯哥的藝術家吉姆·蘭比(Jim Lambie)的《小偷小摸》(Sticky Fingers)是對惡魔力量的迷幻召喚。他在一張黑白照片上拼貼了一組令人陶醉的舊畫花朵。從花叢中可以窺見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的女性般的眼睛。蘭比的作品很像賴利的風格,他證明了藝術品的美麗仍然可以攪擾你的心神。

責任編輯: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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